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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培仁:潘祥辉著《华夏传播新探》序

        ——一部视野开阔的华夏传播专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6 次 更新时间:2018-11-04 19:52:42

        进入专题: 华夏传播  

        邵培仁 (进入专栏)  

          

          

           潘祥辉博士是我的得意门生,“十大金刚”之一,他学问功底的扎实以及对于学术研究的敏锐与执著,我认为在同辈学者中?#38469;?#21313;分出色的,对此我也一?#31508;中?#36175;。看到他的《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一书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本书展示了祥辉博士过人的研究才华,读完令人耳目一新。我认为该书出版代表了我国华夏传播研究的新进展、新前沿、新水准,这种研究也给沉寂一时的华夏传播研究吹入了一股新风。

           我记得大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几乎在传播学引入中国的同时,关于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问题就已经被提出来了。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徐佳士教授等前辈学者是始作?#21018;摺?#22312;1978年举办的“中国传播研讨会”上,他们率先提出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问题。通过挖掘华夏五千年文明中的传播?#23548;?#21644;传播思想,致力于传播研究的本土化。 到1990年代,部分学者聚集在“华夏传播”的旗帜下,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问题,开展了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从零开始》及首部概论性著作《华夏传播论》,之后又推出了“华夏传播研究丛书”。至此,华夏传播研究?#28504;?#26159;成为中国传播研究中的一道风景线。关于“华夏传播”的由来及相关争论的这段历史,很多学人都已经做过评述。

           我自己也是华夏传播研究与中国本土传播研究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为什么要倡导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华夏文明?#19995;读?#38271;,有着丰富的文化宝藏,传播研究应当在这个领域?#20852;?#20316;为。1999年,我在《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

           “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性格与思维方式,文字与传受行为不同于外国人; 中国的尊‘长’贵‘和’、崇‘礼’?#23567;?#24525;’等传播观念也是本土性的,中国传播学者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文化积淀、社会背景等均是中国化的。”

           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传播学者应当多研究自己的文化。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令人尴尬,尽管我们呼吁了这么多年,但事实上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还是“唯西方马首是瞻?#20445;?#20174;理论到议题到关心的研究焦点,都与西方亦步亦趋。很多研究?#27492;啤?#26412;土的?#20445;?#20854;实不过是在验证西方传播学的一些原理,有的研究更是“食洋不化?#20445;?#20197;至于削中国之“足”以适西方之“履”的研究在学界也见怪不怪。这些“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直有学者提出过批评,但情况似乎并未改善,反而每况愈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一方面在于传播学本身是“舶来品?#20445;?#22312;这一研究领域,西方学界一直处于前沿和引领地位,对于传播研究的话语和范式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中国学者很难摆?#36873;?#36335;径依赖?#20445;?#35201;想?#20852;?#31361;破,哪怕是思维?#31995;?#31361;破,都非常之难; 另一方面我觉得和我们学界?#27425;?#20204;的研究主体的知识背景有关,这些年我们培养了这么多的博士后、博士、硕士,引进了这么多的“海归?#20445;?#25105;们其实还是在学习欧美的东西,用欧美的模式和知识体系来培养人才、考量人才、引进人才。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都如出一辙。传播学界的学人以学习欧美、谈论欧美为时尚,以发表ssci论文为荣。那些英语好的、言必称欧美的越来越吃香,能发ssci的学者似乎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但试问我们那些“很风光的”学者当中又有多少人对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较深的体味和了解?我们的传播研究者在知识结?#32929;?#24050;经将“中国”边缘化甚至抛弃了,又怎么能指望我们在本土传播研究上?#20852;?#24314;构?或许不是?#36745;福?#32780;是力所难及。

           而另一方面,?#34892;?#26377;这个能力的学者,例如搞古代文学研究或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也偶尔会涉足华夏传播研究,但却因为他们对传播学知之甚少,对传播学科的整体发展缺乏宏观的把握,因此写出来的东西总是抓不住问题的关键,隔靴搔痒,泛泛而谈。尽管也出了很多“成果?#20445;?#20294;这种研究对华夏传播学的推动其实意义不大。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20445;?#20294;祥辉博士可能是个例外。他是中文系出身的,硕士学的是古代汉语、训诂学,到博士阶段又跟我转到传播学领域,大量接触社会科学的东西。他的古文底子较好,又受过系统的传播学教育,这是他的优势所在。可能恰恰是因为有这样的知识背景和知识结构,才使得他对华夏传播?#34892;?#36259;,并且能深入中国古代文化,发掘出一些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媒介与传播现象。他的这些研究发现,就集中呈现在这本《华夏传播新探》中。

          

          

           学术之道,贵在创新。我认为这本书不仅在华夏传播研究领域,在整个中国传播学研究领域,都极具创新价值。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非常敏锐的学术观察力。

           我认为,考察一项研究的创新程度,或者说评价一个优秀学者的标准,就要看他能不能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是至关重要的。华夏文明博大精深,对华夏传播中的一些媒介、传播思想和传播?#23548;?#21069;人已经做了不少研究,应该说二十多年来,这个领域的学术积累也不少。但本书中所论及的华夏传播的议题几乎?#38469;?#20840;新的。作者极具慧眼地发掘了一些华夏文明中特有的媒介与传播现象,并进行了深入阐释,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这是十分难得的,体现了作者十分敏锐的学术观察力。例如青铜器媒介,在媒介史与传播史的研究中,迄今?#35270;?#20154;专门论述青铜器。西方人自不必说,因为在他们的文化当中青铜器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在媒介史家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中,根本就没有提及青铜器媒介。但中国就不同了,中国的青铜文明极具特色,是古代“礼?#27835;?#21270;”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青铜器确实不仅仅是一个器物,更不仅仅是艺术品或者我们现在认为的“古董?#20445;?#32780;是?#31508;?#19968;种重要的政治沟通与文化传播的媒介。以往中国传播学者在谈及青铜器时只讲“金文”的传播价值,而忽视了这一“器物”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祥辉博士敏锐地抓住了中国文明中青铜器这一“器物媒介”的特点,发掘了其重要的传播功能,阐释深入,言之成理,观点新颖。对华夏传播乃至整个世界的传播学而言,这个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贡?#20303;?#21448;如对“对天发誓”的研究,极有意思,也极富新意。“对天发誓”这一现象在中国?#31350;?#35265;惯,但将这一现象纳入到传播学的考察视野,这还是学术史?#31995;?#31532;一次。的确如作者所言,古代的?#24605;使?#36890;与社会合作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誓”及“?#38590;浴?#36825;一手段?#35789;?#29616;,但我们却很少留意“发誓”的社会沟通功能以及中国人为什么?#19981;丁?#23545;天发誓?#20445;?#31077;辉博士的研究填补了这个?#30651;住?#23545;“圣人”的研究也是如此,展现了作者过人的洞察力。在外人看起来和传播学没有半点关系的现象或议题,在祥辉博士的论文中却变成了重要的传播媒介或传播现象,读完还让人深以为然。不能不说,这种学术创新源于作者过人的观察力和思考力。记得最早倡导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余也鲁先生曾说,在中国,

           “许多传播?#38382;?#25110;观念早已存在于实际生活、习惯与行为中,它们在那里,历史悠久、世代相传,是指导我们‘传’的活动的原则,要下功夫去?#24050;啊?#25972;理、加以组织,才能形成有系统的理论。”

           我们的文化中确实?#34892;?#22810;习焉不察的传播现象,很多人都忽视或“看不见?#20445;?#31077;辉博士却能慧眼识珠,见微知著,这种发?#24092;?#33021;可贵。

           第二,充满洞见的理论创新。

           在学术研究中,能从现象中发?#27835;?#39064;固然可贵,但只有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才能完成学术创新。有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于一些概念来完成这种理论化。这种概念可以是借用,挪用,?#37096;?#20197;是自己的提炼,而后一种的创新价值可能更大。祥辉博士勤于读书,理论造诣水平很高,他跟我读博士时做的博士学位论文就?#19995;?#24615;地引入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框架来?#27835;?#20013;国的媒介制?#32570;?#36801;,理论性很强。而在学术概念的提炼方面,祥辉博士?#37096;?#35859;高手。他提出的“传播失灵”概念就很有解?#22303;Γ?#29992;这个概念他?#19995;?#24615;地提出了苏联解体的“传播失灵说?#20445;?#20182;还用“弥赛亚主义”的概念诠释了苏联的政治传播范式。诸如此类概念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表现了一个优秀学者的理论创新能力。在本书中,祥辉博士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理论概念或命题。如“传播史?#31995;那?#38108;时代”这样命题的提出,可谓振聋发聩。作者认为青铜器媒介的出现和使用开创了中国传播史?#31995;摹?#38738;铜时代?#20445;?#36825;基于青铜器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传播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中国青铜时代从公前2000年左右一直?#20013;?#21040;公元前500年左右,在横跨夏?#35752;?#19977;代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青铜器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青铜器?#20161;塹笔?#29983;产力水平的代表、神圣王权政治权威的象征,也是?#31508;?#31036;制即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为重要的是,在作者看来,中国青铜器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媒介学特征。

           “作为一种礼器,青铜器的?#38382;?材质、形状与纹饰)本身是一种沟通人神的象征物,这一特性使其和竹帛等纯书写媒介有别;而作为一种媒介,它又可以?#24615;?#25991;字书写的内容,这又使其和石器、铁器以及其他礼器(如玉器、?#25484;鰨?#26377;着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融合了用器、祭器、礼器以及书写媒介等多重特性,使得青铜器这样一种媒介在世界文化史上卓尔不群。”

           这样的论证是有力的。在我看来,不论“传播史?#31995;那?#38108;时代”这样的命题是否能够成立,是否会引起争议,但敢于提出这样的命题,敢于向西方的传播史家、媒介史家叫板,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自信的体现。

           书中另一个我比较欣赏的学术概念是第六章的“帝国悖论”。这一章主要对秦汉帝国的“官僚科层制?#20445;?#20063;是作者发明的一个概念)与其信息传播状况之间的关联机制作了深入揭示。这种研究角?#20161;?#38750;常新颖的,作者认为在秦汉帝国体制下,必然出?#20013;?#24687;失真、传播失灵,而这?#20013;?#24687;困境又反过?#20174;?#21709;到官僚体制的运作。在这一章的结尾,作者试图用“帝国悖论”这一概念来解释和概括帝国体制下政治传播中的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创新和“发明”。作者指出:

           “尽管官僚科层制内部通过监察、诤谏等制度来克服官僚体制的信息失真,但由于缺少独立的监督机制和信息收集机制,政治信息无法在官僚科层制国家内自由和真实地流通。由于不能解决信息的收集?#22303;?#36890;问题,信息问题(扭曲、缺乏或泛?#27169;?#25104;为制约官僚科层制运作的瓶颈。这种官僚科层制由此也形成了一个治理?#31995;?#24726;论:官僚科层越严密或越庞大,则信息扭曲的概率越高,信息越扭曲,则越需要建立和扩张反信息扭曲的机构,由此官僚科层也就?#35282;?#20005;密或庞大。而这种庞大反过?#20174;?#21152;剧了信息流通的失真。”

           由此形成一个帝国治理中的“信息悖论”。作者的概念从秦汉帝国的政治传播中提炼而来,但事实上,它具有普遍意义?#31995;?#35299;?#22303;Γ?#20363;如它可以解释秦汉以后的许多封建王朝的政治与传播问题,也适合于描述其他类型的中央集权或帝制国家。我认为这样的概念是有学术生命力的。这?#25191;?#20855;体到一般的概念抽象表现了作者的学术原创能力。有趣的是,作者在第一章中还提出一个“传播考古学”的概念,作者将这种通过多学科方法对历史?#31995;?#23186;介与传播现象的正本清?#35789;?#30340;研究称之为“传播考古学?#20445;?#25552;法新颖,这或许对华夏传播研究是一种方法论?#31995;?#20016;富。

          

        三、十分开阔的学术视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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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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