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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纪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旧派中的新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7 次 更新时间:2019-02-19 23:24:53

        进入专题: 新文化运动   知识分子   杜亚泉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围绕着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曾经有过三场论战?#39608;?#26032;青年》与林琴南、陈独秀与杜亚泉、张东荪与傅斯年之间的辩论。前者被认为是"新派",而后者,则是"旧派中的新派"。他们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知识上的新旧,不如说是对传统的态度不同。杜亚泉、张东荪对西方新思潮的认知,不在其对手陈独秀、傅斯年之下,只是他们不赞成全盘推倒传?#22330;?#32463;过这三场论战,《新青年》在口岸城市中大获全胜,因为城市青年需要一个激进的文化变革方案与可供行动的简便态度,但在边缘城市的"小镇青年"那里,他们不在乎新旧两派的态度差异,更注重从两派那里吸取"新知",对传统也保留了一份中庸的温情。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旧派中的新派;文化话语权;《新青年》;《东方杂志》

          

           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围绕着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曾经有过三场辩战?#39608;?#26032;青年》与林琴南的骂战、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论战和研究系的张东荪与《新潮》傅斯年之间的辩论。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20445;?#34987;称为新派,而他们的论战对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保守的旧派。但无论是林琴南、杜亚泉,还是研究系的精神领袖梁启超,他们从旧学阵营而来,在清末民初?#38469;?#34987;公认的新派人物,属于“旧派中的新派”。只是到了新的一代知识分子?#32469;穡?#20182;们才变得“旧?#20445;?#20294;依然有其“新”的趋向。

          

           罗家伦当年嘲笑《东方杂志》的杜亚泉诸人?#39608;?#20320;说他旧么,他却象(像)新,你说他新么,他?#35789;?#22312;不配。” ①这种不新不旧、半新半旧、亦新亦旧,正是“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时期的独家特色。在五四时期,与“旧派中的新派”相映成趣的,还有另一类“新派中的旧派?#20445;?#21363;以《学衡》杂志为代表的从海外留学归来、却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现代学人。“新派中的旧派”我将另外撰文讨论②,本文将重点围绕“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与“新青年”们的论战。关于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本文新的问题意识在于:从晚清到五四的中国知识分子时代更替来看,这批“旧派中的新派?#26412;?#31455;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他们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们共同参与了新文化运动,那么两代启蒙者的区别究竟何在,是知识上的还是态度上的?最后,当“新青年”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旧派中的新派”?#38405;?#36731;一代的影响真的消失了吗?如果还在,那么究竟何在?

          

        一  什?#35789;恰?#26087;派中的新派”


           何谓“新派?#20445;?#20309;谓“旧派?#20445;?#20174;18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代交替之迅速,令?#22235;?#19981;暇接。在晚清,被目为新派士大夫的有两代人,第一代是官僚士大夫,第二代是文人士大夫。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是官僚士大夫中的新派人物。虽然有儒家的正统观念,但在“理”之外,更重“势?#20445;?#19982;正统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现实感,灵活实用,不拘泥于经典陈义,是清末自强运动的中坚。

          

           1895年的公车上书,象征着新的一代改革士大夫的?#32469;稹?#24247;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文人士大夫,不是被朝廷吸纳的国家精英,而是暂时未入仕的举人、秀才,属于地方名流,他们处于?#29420;?#26435;力中枢的南方,身上有强烈乌托邦情怀的文人气质,其活动地盘,不再是官僚士大夫擅长的权力中枢,而是地方与民间,特别是民间的舆论空间。戊戌维新之后,原先的新派官僚士大夫很快被视为旧派,文人士大夫成为新的“新派”代表,他们是戊戌维新和晚清新政两场改革的主力军。本文讨论的“旧派中的新派?#20445;?#23601;是指的这些文人士大夫,虽然身份?#25512;?#36136;上依然是士大夫,但满脑子新思想、新思维、新语言,以梁启超的《新民说》最为典范,这位中国启蒙的先驱,足足影响了晚清和五四两代读书人。

          

           张灏教授将1895年戊戌维新开始到1925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这三十年,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转型年代?#20445;?#36825;个“转型年代?#20445;?#20854;实是通过两次知识分子的世代交替而完成的。第一次是戊戌维新年间康有为、梁启超这批文人士大夫从新派官僚士大夫那里夺过话语主导权,使后者蜕变为“旧派?#20445;?#33258;己成为了“新派”的代表。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1918年以后,这批从晚清过来的“新派”人物,竟然也被新?#32469;?#30340;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视为“旧派?#20445;?#37325;蹈前代新派人的覆辙!不是因为他们自身有什么变化,乃是在快速移动的舞台布景衬托下,他们的知识结构,特别是“文化态度”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落伍了。

          

           晚清这批“旧派中的新派?#20445;?#22312;民国初年被时人称为“老新?#22330;薄?#38065;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梁任公创造的“新民体?#20445;?#32769;辈则痛恨,诋为文妖,然其文晰于事理,丰于情?#23567;?#36804;今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之士夫,论政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移者” 。待到《新青年》这拨更年轻的新派知识分子出现在地平线上,“新?#22330;?#30636;间就变老了,退伍为“老新?#22330;薄?#32993;适说?#39608;岸?#21313;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22330;?#29616;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 他的学生罗家伦也说?#39608;?#35831;?#36866;?#24180;前的‘新?#22330;?#26377;几个不是《新民丛报》造的?……至于现代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潮流,又何曾不是《新青年》等几个杂志鼓起来的呢?”

          

           “老新?#22330;笔?#20116;四知识分子对上一代晚清新派的轻蔑之称,在他们看来,不将曾经启蒙过他们的父辈归为旧派,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新。这是思想史上常见的“弑父”现象,只有打倒了父辈,才足以长大成人。不过,五四的新青年们也知道,在一般世人心目中,梁启超们毕竟还属于新派,?#20181;?#20182;们一个“老新?#22330;?#30340;雅号——固为“新?#22330;保?#21364;已过时,新得不够时代,不?#24576;?#24213;。

          

           五四时期的新旧两代知识分子,一为新学堂的老师,一为新学堂的学生,与更老一代的官僚士大夫曾国藩、张之洞相比,他们都与体制发生了疏离,?#29992;?#22530;走向了民间,身上有强烈的文人习气,只不过梁启超、杜亚泉是文人士大夫,而陈独秀、鲁迅、胡适是文人知识分子,从文人气?#35782;?#35328;,前后两代有一脉相承之处,与官僚士大夫有天壤之别。但是,正是这两代人,中间隔着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世代断层,因而发生?#24605;?#38160;的冲突。

          

           不仅新一代知识分子嫌弃“旧派中的新派”已经落伍,连他们本人,到了五四时期,也常常感到自己新旧混杂,是过渡性的人物。民国名记者黄远生在1916年已意识到“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 。作为晚清过来的新派人物,感到自己身上有许多“旧派”的习气,“吾人以一身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32467;?#24488;于过渡之时期中而?#36873;?。他的苦闷与彷徨都来?#20174;?#36825;种生存于新旧之间的自我意识,将来的新只是“胚胎”而已,而过去的“遗骸?#27604;词?#23454;在在种植于灵魂之中。

          

           这种新旧混杂的感觉,是陈独秀、胡适和傅斯年断然没有的。在五四时期,他们自信、阳光,傲视老一辈,相信唯有自己代表了文化的未来。只有自我反思意识比较强的鲁迅,对自己灵魂中的阴?#24471;?#26377;所警惕,自称自己只是过渡的一代,“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青年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像胡适、傅斯年,是要到了五四运动的十年之后,等到更新的革命一代?#32469;?#35201;打倒自己了,才承认?#39608;?#25105;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五四时期,晚清和五四两代新派知识分子,究竟区别在哪里?

          

           时代更替首先表现在两代人的年龄结构上。在五四时期继续活跃的晚清新派士大夫,除了林琴南、康有为资格较老,分别出生于1852、1858年之外,其余大部分人基本出生在1865—1880年间:张元济(1867年),梁启超、杜亚泉(1873年),章士钊(1881年),杨度(1875年)。而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除了陈独秀?#38405;?#38271;,出生于1879年之外,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间:鲁迅(1881年),周作人(1885年),钱玄同(1887年),李大钊(1889年),胡适、刘半农(1891年)。

          

           生理上的年龄结?#20849;?#38750;决定性的,重要的是与年龄相应的知识结构。近代中国两次重要的学制改革,对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至关重要。1902—1903年“壬寅-癸卯学制?#20445;?#24314;立了过渡性的半新半旧、半中半西的近代学堂体制,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奠定了?#26377;两?#30340;现代学校体制。20世纪前半叶的三代中国知识分子?#21644;?#28165;一代、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概括地说,在晚清的学堂中,康有为、梁启超是老师辈,五四一代是学生辈,到了民国之后的学校,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是老师辈,后五四一代(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则是学生辈。

          

           现代的学校体制所培养的,是新知识、新观念的新型知识分子;而过渡性的学堂体制,所培养的只?#21069;?#26032;半旧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是新知识分子,其实灵魂还是传统士大夫式的。至于康有为、梁启超、杜亚泉这些晚清末代士大夫,早年所受的是传统的私塾与书院教育,其拥有的新学几乎都?#20174;?#33258;学,而且是通过明治时期日文的二手转卖。在他们追补新学之前,旧学的知识结构已经廓然成形。一个人的认知框架,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形塑,形成一套思考的语法结构,?#35789;?#20197;后再有新知添入,也只是零碎的“词汇”而已,其“语法”依然是过去的。用一个新词,其意义并非?#33539;ǎ?#32622;于不同的语法结构,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晚清的文人士大夫就知识结构和精神气?#35782;?#35328;,与他们所取而代之的曾国藩、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差别不大,?#38469;?#20256;统的经史子集与传统士大夫的家国天下关?#22330;?#20294;他们大多去日本见过世面,或者精通日文,对域外的各种新知,从科学?#38469;?#21040;制度伦理都有非常庞杂的认知,急于要将这些经世致用的新知内化到旧学的知识结构之中。作为晚清新学堂的老师和新报纸的主笔,他们传授给同代人和年轻一代的,正是这些中西混杂、混沌一片的新知。

          

           那些晚清年间在国内学堂接受启蒙教育的新一代学生,等到民国初年有机会走出国门到日本帝国大学和英美一流大学继续深造,发现自己曾经崇拜过的老师在西方学问上的?#33268;?#35199;学对于李大?#21462;?#38065;玄同、胡适们而言,不再仅仅是“词汇?#20445;?#32780;是一?#23383;?#35782;的“语法?#20445;?#22238;到国内,自然看不起“旧派中的新派?#20445;?#32780;要取而代之,以新派自任,搞一场新文化运动了。

          

        不过,以知识结构来区别晚清新派士大夫与五四新知识分子,仅仅具有部分的?#34892;?#24615;。对于林琴南、康有为这些年长的“旧派中的新派”而言,他们在“三十岁以后不复有变?#20445;?#22312;知识上自然被五四一代看不起。但是,像稍微年轻一点的梁启超、杜亚泉,他们对新知之敏感,学习能力之强,全然不在五四知识分子之下,梁启超对西学的庞杂了解,?#35789;?#21040;了五四时期,也不逊于年轻一代,杜亚泉在与陈独秀论战中对西方思潮的熟悉程度,也在对手之上。而跟随梁启超的年轻师友蒋百里、张君劢、黄远生、张东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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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39608;?#21326;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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