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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大轩:守正出新:新时代“德法合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与现实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 次 更新时间:2019-03-17 21:38:59

        进入专题: 德法合治   守正出新  

        龙大轩  

           【摘要】 “德法合治”作为一种治国理政模式,是道德与法律相互促进、协同发力的治理方略,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必然选择;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对当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有着十?#31181;?#35201;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家庭、个人层面,以道德风尚引领制度完善,提升公民道德修养、促进和谐家庭构建;在国家、社会层面,以道德理念滋养法律制度,促进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形成。新时代“德法合治”思想既是守正出新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障。

           【中文关键词】 德法合治;守正出新;新时代;法治建设

           【全文】

           目次

           一、守正:新时代“德法合治”思想的历史渊源

           二、出新:新时代“德法合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三、简短结语

           “德法合治”作为一种治国理政模式,是道德与法律相互促进、协同发力的治理方略,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445;?#21400;定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基本方略。其中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中,特别强调以德治国的作用,将德治作为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做出了系统的理论设计和战略部署。早在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28304;?#24050;做出了精辟论述:“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一方面,法治的推进有赖于道德的滋养和支持,只有体达民众情理人心的法律才能成为良法,从而获得长久?#34892;?#30340;生命力;另一方面,道德的践行也离不开法律?#38469;?#27809;有法律的维护,再好的道德也难以得到倡扬。“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21892;?#24223;,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正如著名法学家张文显先生所说:“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中外法学史上恒久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突破了法治、德治水火不容的传统思维定式,阐明了一种现代法治和新型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新思路。按照这种新思路,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就是治国的必然之道。”[1]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考察,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主张,可以称之为新时代“德法合治”[2]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更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一、守正:新时代“德法合治”思想的历史渊源

           依哲学的角度观之,“守正?#26412;?#26159;要守住传统、守住正道。一个民族只有坚守住?#32422;?#25991;化的正根,才能在?#26377;?#20013;得到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发展。中国有着悠久的德法合治的传统,呵护着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一路走来。新时代“德法合治”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正是在文化上守正的结果,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一)道德法律混同的治理模式及其分裂(夏商西周——秦朝)

           早在夏商西周时期,国家采用道德法律相混同的治理模式,史称“礼?#27835;?#21270;”时代。礼作为当时的行为规范,其内容包括吉、?#20303;?#20891;、宾、嘉五类,又?#23567;?#32463;礼三百,曲礼三千”[3]的说法;礼的运行往往与乐相配,故合称“礼乐?#20445;?#29992;以调整国家政治军事和个人言行举止。违反礼的行为,则用刑来惩治,“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4]而礼的性质,既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单纯的法律,也不是单纯的道德。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26377;?#24351;,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20303;?#29677;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28151;?#31085;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5]可见当时的礼,涉及法制、道德、教育、军事、祭祀等多方面,既具有法律的性质,也具有道德的特征。近代著名学者严复在翻译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时说:“西人所谓法者,实兼中国之礼典。”[6]又可知礼兼具西学意义上的道德与法律双重含义。

           礼乐作为中国早期的治国理政模式,主要特征表?#27835;?#36947;德和法律相混同。其与今日之情形迥然不同:有的领域归法律调整,?#34892;?#39046;域归道德?#38469;?#20108;者各自为政,道德和法律是分开的。考诸世界其他民族,第一个阶段的治理模式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如希腊、罗马,最开始的社会控制手段就是道德、宗教和法律的混同物,日本著名法学家穗积陈重将其命名为“礼”[7],道德和法律也是合二为一的。发展到一定阶段,法律才从这一混同物中独立出来,出现道德法律分离的现象。

           及至?#21621;?#26102;期,社会动荡、秩序大乱。“?#26412;?#19977;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8]。以前的礼遭到了全面的破坏,出现“礼崩?#21482;怠?#20043;局面,礼失去其应有的秩序构建功能。基于此,各国诸侯纷纷进行改革,将此前礼当中的部分条款抽离出来,和刑罚一一对应地加以规定,进行专门立法。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国家的法典铸刻在?#25512;?青铜做的礼器)上,并向?#20064;?#22995;公布,史称“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进行了改革,赵鞅向民众征收一鼓铁(480斤),铸了一个铁鼎,将刑书的文字刻在鼎上,公之于众,史称“铸刑鼎”。其他诸侯国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到战国时期,法家始祖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他在搜集、整理各诸侯国公布的刑书、刑鼎的基础上,编纂了《法经?#32602;?#21253;括《盗法》?#23545;?#27861;》《囚法》《捕法》?#23545;?#27861;》《具法》六篇,于是一种崭新的行为规范——“灋”登上了历史舞台。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商鞅以李悝《法经》为蓝本,根据秦国的实际国情进行法制改革。?#30701;?#20845;典》称:“商鞅传《法经?#32602;?#25913;法为律”。之所以改法为律,要义有二:其一是强调法律的稳定性。法律一旦制定,不能轻易改变;二是强调统一适用性。“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29616;?#32773;,罪死不赦”[9]。

           新出现的法或律和以前的“礼乐”相比?#24076;?#26368;大的变化就是道德与法律分裂开来。以前的礼,进入法的部分,就变成了法,用刑罚手段来加以保障;没有进入法的部分,仍然被称作“礼”。而此时的礼,不再用刑罚来调整,转由社会舆论、良心自律来?#38469;?#36930;变成了道德。

           道德和法律分列的治理模式,在秦朝得到了全面的实践。秦灭六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0]与礼分手而别的“法”和“律?#20445;?#34987;推行到全中国,奉行“专任刑法”?#25353;?#20219;法治”“弃礼任法”的治国策略。换言之,?#30340;?#25512;行只讲法律不顾道德的单纯法治。法家韩非说:“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23478;病!盵11]这样的主张得到了秦统治者的采纳,法律无?#26377;?#36947;伦理,父子之间不讲亲情。汉初贾谊就说,秦朝风俗是“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12]夫妻之间不讲情义。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记载:“夫有罪,妻先告,不收。”鼓励夫妻相互告发。秦朝彻底否定三代的“礼?#27835;?#21270;”中德法混同的治国理政传统,不到16年即告灭亡。

           (二)道德法律结合的治理模式及其分离(汉朝——?#36837;?

           历史进入汉朝,人?#24378;?#22987;反思:法律如果离开了道德的滋养,抛弃固有的文化传统,就会变得机械无情,就会与普罗大众的常情、常识、常理背道而驰。这样的法律,执行越彻底,失败得越快。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13]汉武帝采纳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做出“?#24449;?#30334;家,独尊儒术”的决定,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法律开始走向了儒?#19968;?#30340;道路。法律儒?#19968;?#30340;过程,实则就是以前被抛弃的礼进入法律的过程。

           从汉朝开始,统治者将礼的精神、原则,甚至礼的条文逐渐引入法当中来,出现了“亲亲得相首匿”“上请”?#25353;呵?#20915;狱”等法律原则和审判方式,史称“引礼入法?#20445;?#24320;启了道德法律相结合的进程。?#33322;?#21335;北朝,礼法结合得以进一步发展,推出了“?#22025;?#26381;以制罪”“官当”“八议”?#25353;?#30041;养?#20303;?#30340;司法原则。到了唐朝,形成了“礼法合一”的格局。所谓“礼法合一?#20445;?#21363;道德与法律高度统一,凡是道德所赞扬的,法律就予以保护;凡是道德所反对的,法律将予以制裁。譬如唐律中的“诸不应得为”罪,便是明证。“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14]所谓“诸不应得为?#20445;?#25351;的是“律令无条,理不可为”的行为,即法律上虽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情理道德衡量是不应当做的行为,都要纳入刑罚的打击范围之中。至此,礼法传统得以全面确立,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治理模式得以完备。如果说夏、商、西周时的德法混同,是人类历史发展中自发生成的;那么,汉唐以来的德法结合则是通过否定之否定规律后,人们自觉选择形成的。

           礼法文化的治理模式,不再是单纯的法治,而是道德法律综合为治。第一是法典体系的编纂,皆以礼为指针。汉?#23567;?#27721;律》、唐?#23567;短?#24459;》、宋?#23567;?#21009;律统类》、明?#23567;?#26126;律》、清?#23567;?#28165;律?#32602;?#21382;代律典的制定,无不以体现礼的精神、原则,维护伦理道德观念为归依。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说,?#30701;?#24459;疏议》的制定、颁行,“一?#24049;?#31036;”。第二是礼典体系修订,自然要体现礼的原旨。汉初博士叔孙通,受命尝试编纂礼典,未有结果。西晋出台了第一部礼典——《新礼?#32602;?#21518;世称《晋礼》。唐朝编订《大唐开元礼?#32602;?#20035;礼典编纂中集大成者。此后,历代王朝皆依其模式编纂礼典,用以调整国家的军政大事和官民的言行举止。违反律典、礼典的行为,则用律典中规定的罚则进行制裁。第三是民间法体系的生成,亦与礼义道德如?#20843;?#24418;。古往今来的乡规民约、家法族规以及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其制定亦来源于礼?#20303;?#31036;义。若宋初***,其家族自唐朝以来,绵延不绝,宋太宗时参知政事张洎赞云:“(陈)旭宗族千余口,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15]民间法虽有着自身独特的不同于国家法的行为规?#30701;?#31995;和制裁措施,然国家?#28304;?#21017;予以认同:对于乡规民约与家法族规,采用“刑罚不可驰于国,笞捶不可废于家”之态度;对少数民族习惯法,则采取“各依本俗法”的政策。这三方面的合力,从而使礼法文化呈现出德法合治、“多元并存”的格局。

           礼法文化造就了中国二千年一以贯之的礼法社会,大多数情况下,国家社会处于稳定状态,且打造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30331;?#20043;治?#20161;?#19990;太平景象。即便在朝代更迭时出现混乱,一旦新的政权诞生,又自觉不自觉地重新走上礼法秩序。?#36837;?#22823;理院正卿张仁黼说:“数千年来礼陶乐淑,人人皆知尊君亲上。?#22235;?#22269;粹所在,必宜保存,用各国之法以补其不足。犹须造就法律人才,治法治人,相因为用,然后可收实效。”[16]这样的秩序,直到清朝末年方始解体。

        ?#36837;?#20197;来,我们向西方学习,走上了道德法律分而治之的道路,道德的问题归道德?#38469;?#27861;律的问题归法律调整。这种模式能够缩小法律打击面,更利于人权、自由的保障,但由于与中国自身文化难以适应,百余年实践表明,欲其?#34892;?#35299;决中国问题,难矣!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由于失去了法律的保障,变得虚无缥缈。譬如孝敬父母,原本是百善之先,由于当代法律只保障物质层面赡养父母的道德义务,精神层面的孝顺、孝敬的道德义务,遂日趋衰落;?#21046;?#22914;,“欠债还钱”乃中华民族数千年不变之道德价值,由于缺乏法律的有力保护,诚信危机成为社会的普遍问题,民事案件执行难亦成为人民法院难以应对的难题。如此种种,那些明明违反了道德价值的行为,因为在法律上没有相应的规定;或者法律上虽有规定,但受到的惩罚很轻,而获取的利益更大,用法律术语表达就是违法成本太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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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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